厦门个人破产保护条例多出保护二字，重心从破产清算转向债务人重生与基本生活权益的维护。

《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相比深圳条例，在名称上新增“保护”二字，核心在于强调对“诚实而不幸”债务人的**制度化救济**，而非鼓励逃债，该条例通过动态化的破产门槛、将宠物纳入豁免财产范围、并允许置换豁免资产等举措，更人性化地保障债务人未来发展能力，关键在于，个人破产制度并非“欠债不还”，而是通过重整协议为无力偿债者提供重生机会，确保其未来收入持续用于还债，从而实现在诚信底线下的债权人、债务人双赢。

文丨李丽丽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破产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8月26日,厦门市第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厦门经济特区个人破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厦门个破保护条例》），宣布该条例将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不仅是我国继深圳之后出台的第二部地方性个人破产法规，更是一次对个人破产制度发展方向的深度探索。

相比2020年出台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简称《深圳个破条例》），《厦门个破保护条例》在名称上多出“保护”二字，这并非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折射出一条重要理念：破产不等于“破罐破摔”，而是一种对“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的制度化救济。

制度细节对比：三大亮点彰显人性化

翻阅条款,《厦门个破保护条例》明显借鉴了深圳经验，市场化、人性化的触角更深层地伸展到具体程序之中，几个核心差异颇值得关注——

其一,门槛设定动态化，深圳规定债权人申请时，需单独或合计持有到期债权50万元以上方能立案，而厦门采取了更富有弹性的动态标准——“上一年度本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五倍”，这一设计和工资水平、经济发展自然挂钩，无需每隔几年修法，适应市场变动更加灵敏。

其二,豁免财产范围更体现人文关怀，深圳设定了豁免财产的上限为20万元，物品涵盖生活必需品、职业工具，奢侈品则被排除在外；厦门则慷慨地将上限提升至“上一年度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并首次明确将宠物列入具有精神陪伴价值的豁免财产范畴，这意味着，失业或重病导致债务缠身的家庭，不必将全身心依赖的宠物强行抵债——在一线城市，越来越多独居群体将宠物视作情感支柱，这一规定恰好捕捉到了现代家庭形态的内在需求，更耐人寻味的是，条例还允许债务人置换豁免财产，而非像以往那样被一刀切地扣留所有资产。

其三,咨询辅导前置催生灵活性，与深圳要求债务人必须完成强制辅导才可正式申请有所不同，厦门允许债务人在辅导咨询阶段，就可直接向债权人申请债务清理，这意味着法院不至于被大量不合理的纠纷申请压垮，债务人也能更早地主动寻求和谈，避免咨补辅导成了“走过场”。

这些变化指向一句核心主张：保护债务人的发展需求，才是债权获得充分清偿的源头活水，传统观念中，“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乃至“父债子偿”一度成为社会共识，可这种高压环境反过来催生了逃避——失联、破产、甚至轻生悲剧。“绳太紧则断，压太狠则崩”，个人破产保护，保护的并非一纸债务，而是债务人未来无限可能的偿还能力，是市场经济中对诚信期待的制度化托底。

个人破产案≠“欠债可以不还钱”

在民间,总有一种情绪根深蒂固——“个人破产就是鼓励赖账”，但要厘清的是，“免责”与“逃债”，本就是分道扬镳的两个概念。

近期某地首例“个人破产”案颇抓眼球：债务人负债214万元，仅用3.2万元首期偿还率几乎令普通民众惊呼“凭什么？”，但这组数据包含了不完整的背景，实际情形是，债务人在重整协议中还承诺：结清这笔款项后的六年内，若家庭年收入超过12万元，超出部分的一半将继续用来偿还之前的欠款，换句话讲，2万元撬动的是债务人未来的发展机会，让债权人从前额无望的“黑洞”中重获先机。

中国破产法权威——中国人民大学王欣新教授曾点破重整的哲学：“债务人有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债权人和债务人才有协商的可能，重整是为双方创出了一个共赢空间。”换而言之，虽然前期先减免了一部分债务，但这是追求长期良性清偿必付的代价。

比数据更触目：2000万人背后的信用体系

截至2025年8月30日,全国公示的失信被执行人已高达846万余人，若以限制高消费人数差不多是失信人数的1.5至2倍（通常包括一名法定代表人和一至两名股东）来保守估计，因执行措施受限制行为人总数将飙升至近1700万，而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家庭——若按平均家庭三人计算，影响人群会超过半个亿。

法院要如何厘清“有钱不想还”和“确实还不起”的界线？中国人大破产法专家徐阳光说得直截了当：“确实没钱归破产管，有钱不还归执行管”，破产程序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既是审视一切抗辩的“放大镜”，又是避免逃避抗法的“安全阀”：若隐匿财产或推诿执行，进入破产框架后会立刻触发交叉部门的追责网，包括刑事责任。

这一系统正依赖跨部门数据平台构建自己的防火墙,深圳中院已全面核研法院系统、市场监管所、不动产登记局、央行征信、公安等多维数据，转向厦门，《厦门个破保护条例》同样明确，法院和专职管理人有权全天候监督债务人的财务状况——一旦发现蓄意转移、藏匿资产问题，轻则减免全部债务失效，重大情况将引向刑事责任。

三块试验田：为全国立法积累场景化“中国答案”

如果说深圳条例是一次从零到一的立法跨越,那厦门无疑是被注入地方智慧与试水勇气的重要第三极，更早，“江浙组合”也走出了一条独一无二的道路：江苏创造了——“类个人破产”的表述，目标是将破产思维包容进现有终本案件的执行程序；而浙江则在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的语境中执行起准规则，推出独特双重表决制，引进公职管理人，使破产制度从大方向到细小规则都铺开了试错经验网络。

在预期中,不同省市的执法、调解、审理框架势必在磨合中进化，不同的“实验田”能相互反向矫正潜在残缺，经济学家熊彼特曾一针见血——“没有创造性破坏,就没有持久的经济成长”，国内的个人破产立法或许也同样需要用试点的失败与爆发来构成“中国智慧式的诚信自信”。

制度成熟仍需时日,但值得期待的是：符合市场趋势、具有中国特色、以诚信为底线兼保护发展权的新个人破产法律体系，已如树木抽枝，当《深圳》先开其路，《江浙》大举创新，到本次《厦门》以人为本的关键选择实践，未来个人的负债喘息期，既有信誉恢复机制，又能保障带资产从头再来的机会——这蓝图值得期待。（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