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城市发展转型，以更新替代造城，探索可持续生长路径。

中国城镇化正从“快速扩张”转向“稳步成熟”，发展逻辑由“大拆大建”变为“存量挖潜”，会议强调以空间正义、韧性系统、能源转型和地域特色为四大支点，构建可持续发展新框架，未来城市需警惕“绅士化”陷阱，推动居民参与式更新，并强化储能等绿色技术，以破解“千城一面”与生态压力，迈向平衡、包容、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模式。

2025年7月,一场关乎城市未来的会议落下帷幕，会议释放出明确信号：中国的城镇化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换挡——从“快速扩张的青春期”迈向“稳步成长的成熟期”，城市的发展逻辑，正由“大拆大建、向外摊大饼”转向“盘活存量、向内挖潜提质”，会议围绕七项重点任务展开，包括优化城市空间体系、提升城市抵御自然灾害的韧性、建设宜居且兼具绿色低碳与智慧文明特质的现代城市等。

仔细品味,便不难发现，“可持续发展”已经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贯穿所有这些政策设计与基层实践的一根金线。

如何真正搭建起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框架？我们或许需要从四个支点发力：以空间正义为天平，丈量发展的公平性；以韧性系统为盔甲，抵御不可预知的冲击；以能源转型为引擎，驱动绿色未来；以地域特色为根基，拒绝千城一面的同质化。

从“盖楼圈地”到“盘活存量”：城市发展的底层逻辑变了

过去几十年,很多城市的快速发展几乎等同于房地产的火热，一个典型的“造城”剧本是这样的：规划一片新区，配上地铁、政府办公楼、公园、医院和名校，迅速拉高土地价值，吸引有经济能力的人从老城搬进新城，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版图迅速扩大，GDP噌噌上涨，城市面貌也焕然一新。

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这条路已经走到了尽头，数据不会说谎：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7%，短短40年提升了5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从1.8亿暴涨到9.4亿，年均新增城镇人口可能会回落到1千万左右，并在2030年前后触及天花板，另一边，房地产市场早就“吃撑了”——存量住房面积高达350亿平米，而2000年以来累计销售不过250亿平米。

当人口增速放缓、房子卖不动了，以前靠新建项目拉动增长的逻辑自然难以为继。政策层面也明确踩了刹车：原则上不再给500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这意味着，城市发展必须学会“精耕细作”，把重心从“速度”转向“品质”，从“效率至上”转向“多元价值平衡”。

未来的更新模式,也需要格外警惕“绅士化”陷阱，纽约的哈德逊广场虽然成了城市名片，却推高了周边房价，逼走了大量原住民；就连哥伦比亚大学盖新校区，也被附近的哈林区居民指责破坏了社区文化，国内也有教训：北京798艺术区初期的改造，让周边房租飞涨300%，导致42%的低收入群体搬离。

好消息是,一些国内城市已经开始尝试更人性化的做法，比如上海虹口区推行“征询制”，居民对加装电梯位置、商铺类型拥有否决权，必须90%以上居民同意才能动工，成都宽窄巷子也规定：任何商业改造需获得70%原住户同意，保留老茶馆、竹编铺等不赚钱但有文化味道的业态，用一位规划专家的话说：“只有当居民成为空间改造的决策主体，城市才能摆脱‘为了谁’的终极追问，实现原地升级而非搬迁驱离。”这正是城市工作会议里强调的、找回城市发展初心的题中应有之义。

韧性与资源：城市的“盾牌”与“粮仓”

会上还提到,要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这意味着城市既要有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硬功夫，也要有长期抵御风险软实力，用时间维度来理解，韧性是眼下的“盾牌”，守护城市安全；资源则是长远的“粮仓”，支撑未来发展。

韧性与资源其实是硬币的两面,一个城市若想有强韧性，必须先有够厚的家底：财政储备充沛、基础设施抗造、人员调配灵活，应对自然灾害时才能快速恢复，反过来，韧性提升了，又能反哺资源——稳定可靠的基础设施和应急体系，能减少风险带来的损失，延长资产寿命，正因如此，高韧性城市往往更受投资者青睐，信用评级更高，从而激发更多人力、财力、自然资源的持续流入，形成良性循环。

能源转型：用储能技术破解绿色发展的“天花板”

绿色低碳也是未来城市绕不开的课题,数据显示，建筑能耗占全社会总能耗比例高达45%，夏天一开空调，电网就得拉警报，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电却面临“吃不饱”的尴尬：因为间歇性特质，光伏发电利用率不足18%。

这时候,储能技术就成了破局的关键，储电（电池）、储热（相变材料）、储氢等就像“时空穿梭机”，能把白天用不完的太阳能存下来，留到晚上高峰用，通过削峰填谷，不仅降低了电网压力，也为绿色能源的全面铺开扫清了障碍。

打破“千城一面”：把地域特色变成竞争力

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城市不能长得一模一样，过去“基建+地产”的造城模式，让不少城市布局雷同、面貌相似，但步入存量阶段，特色就是生命力。

要破解“千城一面”的困局，需要建立差异化评价体系，比如对生态脆弱的城市，经济权重可以降低，增加生态修复指标；对文化深厚的城市，鼓励非标准化发展，成都宽窄巷子就是榜样——放弃盲目商业扩建，保留原住民生活场景，反而让文化消费更有黏性。特色化生存，比同质化竞争更长久。

基于这种理念,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与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联合开发了一套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城市评价体系，它跳出GDP单一框架，综合考量经济发展、社会民生、环境资源、消费与排放、环境治理五大维度、27个通用指标，到2024年，这套体系已经覆盖110座常住人口超500万的中大城市，我们通过持续追踪，欣喜地看到越来越多城市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社会公平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或许正是落实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双碳”目标的中国路径。

（感谢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助理陈翰翔的研究支持，作者郭栋教授，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管理学教授、可持续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连续7年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评价报告》，并与史蒂文·科恩合著《可持续城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