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亏损赔付10%，券商免责条款失效。

华领资产通过虚构银行承兑汇票非法集资超90亿元，700余名投资者损失超20亿元，上海金融法院判决原恒泰证券、联合创业证券等托管券商承担约10%的赔偿责任，标志着行业长期依赖的“仅形式审核即可免责”逻辑被打破，法院强调，托管人须履行实质审慎核查义务，不能以“按指令操作”或依赖刑事追赃为由免责，尽管10%的赔付比例并不高，但这一判例明确了托管机构的底线责任，推动行业重新评估非标托管业务的风险与内部文化，券商“免责金牌”正式成为历史。

事情要从一起金额惊人的票据私募非法集资案说起，2019年，华领资产通过虚构银行承兑汇票募集资金超90亿元，约700名投资者血本无归，损失规模突破了20亿元，涉案的数十只私募基金，底层资产全系伪造，更令人瞠目的是，用来“包装”的真假票据共有五千多张，其中六百多张甚至被反复倒手,把一个窝案撑成了拖了多年的闹剧。

按理说，这类暴雷事件出来后，投资者最想投诉的对象一般是导演一切的“管理人”（基金管理人），不过管理人早已身陷囹圄，投资者的钱往回追显然很难，在这起标的涵盖多个投资者的赔偿诉讼中，讨钱对象成了发行基金的托管人——券商。

过去业内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托管券商只起到通道作用，只要按照基金管理人的指令转汇，义务就算尽了。”也就是说，他们通常强调只需要进行“表面审核”，查验指令是不是正式文件、签名是否齐全、盖章对不对就可以了，真实底层的票据真不真实，他们不但有理由不检查，还有观点认为法律也未强制过，上海金融法院的这次判决肯定地告诉行业：“只走形式”不仅不够用,而且可能要承担责任。

法院在三起案件里均判定，涉事的两家托管券商——原恒泰证券和联合创业证券，需要承担的实际赔偿比例在10%左右，有投资者陈某共损失712.06万元，券商最终赔偿了71.21万元，这10%的下场在圈子看来虽然不高，但对比原先“零赔偿”情形，已足以砸向陈旧的“绕道逻辑”。

法院判词里写得很直白：基金托管人应行使审慎核查职责，尤其在交易对手金额大、底层标单一、频次更高的反复划款中，完全依赖指挥而不提出警觉，等于过错，华领资产要票据融资，那就得是真的票，可券商偏偏没有打电话核实状态,多年胡闹也就不奇怪了。

可以说，此案最重要的转折点在于把一个“本没有责”的壳,给划出了必须承担的底线。

10%不仅敲醒不守规矩的金融机构，同时也暴露托管行业低费率时代的口袋风险，行业数据显示，当前不少中小券商的私募托管费率大约是万分之零点五到万分之三，试想一下——如果是按此计算，规模一亿元的募资年费率只在一到三万之间；和一旦爆发“锅”，个案就可能出现赔付达几百万元，面对这套坏账逻辑，不少券商已经开始把票据类和特殊产品的准入门槛调高,甚至高层都在想放弃高压力领域的非标托管业务。

值得探讨的是，在法庭应对里，托管券商的几条“抗辩”最终都被认定为无效：投资者如果不符合合格投资者标准，不能免责；投资者和管理人的人有没有来往往来，本身不是托管人甩锅的依据，更有参考价值的是，法院未接受一旦刑事追赃，民事责任也相应的同步割裂，过去犯错的机构总喜欢把盘子推给刑事处理；但这回两拳同时各算各的,投资者可以有效并行维权。

不过作为实务解释，赔偿10%不能作为绝对成例使用，有律师对现有类似判决做过统计，制裁中补偿区间集中在5%到19%之间，10%占比的是中档思路，作为“谨慎注意的下限，核心重在确立前置”。

投资是否应该首选托管人起诉？法务人士解析，托管损失实际适用的是补充型承担赔偿机制，不能绕过对管理人的发难直接向托管拿到完整赔付，关键是当财产变成混乱，司法对真正走嘴失责者确立红线，真正触动的还是整条业务线的风险评估与内部文化，多年前依赖项目、只流于文件填写的过去作风也将一步步告别了。

这条道路可能刚开始就会很艰辛，托管人原来光考虑做个流媒体“管账仓”，现在需要在防高处推拉中发现问题和漏洞，充当金融领域的终极修正者，在行业推进金融监管规范化、严厉设置行业底线的那一天，投资者索赔的希望被合法框定在一种可能延展的空间上,属于健康周期的洗牌而已。

综合看来，这个案具有引领价值，正如法院所判断，托管证券作为专业机构的一份子，永远无法再用“没特别留意”来给自己找理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