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5年5月27日国新办发布会上的信息，我国将围绕“十五五”规划加速推进金融领域体系化立法，重点制定《金融法》和《金融稳定法》，并适时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此举旨在构建覆盖金融基础制度、系统性风险防范的法律“矩阵”，明确市场准入退出规则，完善全链条风险防控，为深化金融改革和防控风险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在2025年5月27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薇透露，围绕“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我国正加速推进金融领域体系化立法，金融法》《金融稳定法》的制定工作已被提上日程，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市场高度关注，被视为我国金融改革深化和风险防控体系升级的关键一步。
黄薇指出,“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未来五年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了顶层设计，全国人大常委会以此为依据，科学编制立法规划计划，通过分阶段、按步骤的方式有序推进各项立法任务，为“十五五”核心目标的实现提供全方位法治支撑，她强调，今年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现有年度立法计划已正式对外公布，共计安排继续审议法案15件、初次审议法案19件，另有若干预备审议项目仍在论证推进中。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3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已顺利表决通过了《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三部重要法律，这标志着我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以及民族事务法治化方面迈出了坚实步伐，为加速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家还将着手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国有资产法》，同步修订《企业破产法》《商标法》《注册会计师法》《企业国有资产法》《招标投标法》《政府采购法》《价格法》《农业法》以及《税收征收管理法》等一系列现有法规。
在备受瞩目的金融领域立法层面,黄薇明确表示：“我们将在加快金融领域立法上重点发力，既要积极推进《金融法》和《金融稳定法》的制定，也要适时修改《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中国人民银行法》，还将持续深化对金融领域内其他法律立改废释的研究论证工作。”这表明，一个覆盖金融基础制度、系统性风险防范、机构监管以及货币政策工具的法律“矩阵”正加速成型。
从具体的立法布局来看,这一轮金融立法的动作堪称“立体攻势”。《金融法》的制定，旨在通过基础性立法明确我国金融业的整体功能定位、经营活动基本准则、信息披露机制及市场准入退出规则，被部分业内专家解读为“金融领域‘基本法’的雏形”。《金融稳定法》则聚焦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早期识别、预警隔离、化解处置以及后处置阶段的权责划分，补上了此前“缺乏全链条风险防控法律”的短板。
《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修改将紧密衔接金融科技、跨境资本流动等新业态带来的挑战，提升监管规则的数字化适配能力。《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订则着眼于央行在新格局下的职能重塑：不再局限于传统的货币政策制定与执行，还将在宏观审慎管理、关键系统性风险压力测试以及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稳健运行等方面承担更重大、更明确的法定职责。
黄薇还特别指出,在推进这些“头条”项目的同时，立法机关并未停止对其他金融细分领域的研究和预备性工作，这或许暗示，除了上述核心法案外，涉及到地方金融监管法、保险法、反洗钱、金融资产管理公司（AMC）制度以及数字人民币的法律地位等多个维度的完善配套工作也在同步部署当中。
从立法推进的整体效率看,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正在稳步落地，据悉，现有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第一类项目共计79件，截至目前，已完成审议并获得通过的法律案达58件，完成率达到73.4%左右，余下的部分，包括预计将稳步推进的金融领域法律修订及其他经济民生类法案，均处于有序推动阶段。
据黄薇介绍,这一轮立法节奏呈现出三个鲜明特征：其一，立法的“底层思维”向兜底、防风险倾斜，尤其是金融稳定法所展示的、在法律层面给系统性风险“上锁”，正是近年来国际金融动荡频发的直接回应；其二，以法与法的修订动态联动确保制度之间的兼容性，避免法规出台后出现执法冲突或灰区，随着《国有资产法》的制定，大量涉及金融央企、金融类国有资本资产管理的司法实践将更加有法可循；其三，主动法与社会市场化需求相统一，黄薇提到，明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启动下一届（即十五届全国人大）的立法规划编制，相关的前期调研论证已经展开。
从整体改革图景来看,金融法+金融稳定法的立法进程与之前力度十足的央行法修订、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修订形成了有效的监管闭环，对于投资者而言，“金融领域法律的全系架构”有助于构成一个更透明度更高、法治基础更牢固的金融发展平台，伴随这些立法项目的推进，市场上关于浮动利率标准、金融机构股东的权责对等以及对不法全系统失信的惩戒力度，预期将有更多细化的具体规则出炉。
多位法律界与经济界资深分析人士评价认为,这一次“立法+修法”密集组合，呈现了中央层面的两层意图——一是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制度结构化；二是在不回避当今全球金融风险及其传导条件的情况下，准备好更精细的法律工具箱。
当前全球主要央行还在货币政策进程中观望,境内外溢风险有可能更加难以弥合，而在大量高信用资产对冲能力减弱时，“将金融稳定的法定责任单位从简单的部委协调提升为国家意志直接主导的逻辑”，是值得市场参与方学习和关注的关键变量，换一个角度看，《金融法》的根本就是在为市场行为的边界与禁止区域画精准的地面线。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诸多修法与草拟项目中出现了《价格法》与《农业法》等牵连广泛市场标的物的基础性法规，一定程度上，对价格法律制度的优化，也包括了金融产品要素定价场景的规则重现，防止市场资金恶意拉高或过分低评某种金融资产的交易秩序扭曲行为。
可以预见,“十五五”期间伴随整体法律环境生态的一个跃迁，金融产业与其他基础财产制度（如工业用地、信贷保险及不良资产交易）之间的关系将变得更加法律化，市场裁量权将让渡给更具体的法律条文的确定性，社会投资体系与老百姓关注的资金安全性也会在严格、清晰的风险法律底线（也就是“金融稳定法”）面前更加审慎运行。
而对持牌与非持牌的科技金融服务平台来说,面对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清晰要求也将改变整个细分行业的资源部署——大浪淘沙之下，对“法律底线之上的高透明度业务”的支持将变得更大，也为支付、证券等其他细分盘面的结构性生机提供了法治土壤。
在明年启动下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前,当前这一批法案的具体送审意见及公开征求力度，依然引人瞩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