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碳关税)将于2026年正式实施,中国铝业面临成本与合规双重挑战,专家指出,欧盟设定的默认碳排放值(3.3吨)远高于国内实际水平(1.57吨),企业若无法提供经核查的真实数据,将承担高额成本,应对策略包括:推进能源结构绿色化(如提升绿电比例至25%以上)、发展再生铝(碳排放仅为原生铝的1/15以下)、探索绿电直供模式,并尽早开展碳排放预核查,完善数据溯源体系,以确保出口竞争力。
“碳排放相关措施正将碳从外部因素转变为铝业直接贸易的硬性成本。”在日前举行的第三届中国绿色铝业峰会上,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会长江辉的一番话,道出了铝企面临的新挑战,会上,多位行业专家与政策研究人士围绕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俗称“碳关税”)对中国铝业的影响展开热烈讨论。
江辉在发言中指出,铝产品的碳排放强度因工艺及能源来源不同而差异显著,碳定价机制的引入正在颠覆传统的成本竞争格局——低碳铝的环保优势将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而高碳铝则面临价格折扣的风险。
从2026年1月1日起,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将进入正式实施阶段,涵盖钢铁、铝、水泥、化肥、电力及氢六大高碳行业的特定产品,气候转型亚洲中国总干事王立在峰会上分析称,该机制名义上为了防范碳排放转移,实则意在避免产业迁出、投资外流以及就业机会的流失,对中国而言,对钢铁和铝行业冲击最大,中国每年对欧出口纳入该机制监管的铝制品贸易总额已超过30亿欧元(约合236.52亿元人民币)。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绿色产品评价中心副主任葛青在会上透露了一组关键数据:国内电解铝生产环节的直接碳排放强度均值仅为1.57吨,而欧盟设定的默认值却高达3.3吨,近乎国内实际水平的两倍以上,这一默认值是基于欧盟机构运用多种上游数据推算而来的平均值,依照欧盟法规,如果企业无法提供经核查机构认可的实际排放数据,就不得不使用这一较高的默认值进行核算,从而大大增加了成本负担。
葛青认为,国内铝企应当主动应对,尽早与专业咨询机构合作,甚至开展碳排放预核查,按欧盟要求,企业需要系统梳理自身生产环节的真实碳排放数据,并走通官方的核查流程,尽早发现并修正潜在风险点,她特别强调了数据溯源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企业合规的关键所在。“碳关税”的核算边界限定从电解铝环节开始计算直接排放,如果铝加工企业无法追溯到上游电解铝端的真实排放数值,则只能被动采用默认值,提升成本。
而与此同时,国内碳市场改革也进入关键阶段,2026年铝冶炼行业将首次在全国碳交易市场中进行实际的履约操作,根据政策安排,企业需在2026年12月31日前完成对2025年度碳排放配额的清缴,气候转型亚洲机构的模型场景推演显示,若碳价涨至每吨240元左右,铝冶炼厂承担的单吨铝碳成本可能会突破600元,王立在峰会上指出,根据上市公司年报数据分析,这一压力将使相关企业的净利润出现至少10%以上的下滑。

聚焦企业如何实现减排增效,与会专家指出,低碳铝产品的碳排放优势主要来源于两大路径:一是推进能源结构的绿色化,二是提升废铝投用量,从“电力脱碳”角度看,政策已给出清晰指引——电解铝被列入国家绿色电力重点消纳领域。《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到2025年底期间,电解铝行业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须达到25%以上,葛青表示,虽然在诸多横向对比中,国内铝业的降碳表现已属亮眼,但真正显著的短板依旧是绿色电力消纳比例:国内均值仅约27.7%,而行业内外先进国家的比例已达到四至五成。
针对企业如何提升绿电比例,王立鼓励有条件的企业自建或联合投资风电、光伏项目,尝试探索绿电的直供和直接连接电网的方式,气候转型亚洲的分析员陈云悠在会议中表示,绿电直连政策实际上为用能企业开辟了全新的减排通道——发电厂可以直接向工厂提供电力,在中国当前体系下,绿电需要绿色电力证书来证明其清洁属性;而按照“碳关税”的规范,绿电的物理可追溯生产方式本身即能获得认可,陈云悠认为,“直连模式对于当前无法获得全量绿电的企业来说极具价值,既能拓宽清洁能源来源,还可减轻对公共电网的调峰压力。”
这种模式真正落地尚存困境,葛青坦言,切实落地的关键障碍在于如何合理划分铝行业与电力行业在直连模式下的责任与利益。“这不能单纯依赖行业组织的研讨,而必须上升至国家层面的推动与制度协调。”她说。

除能源优化外,再生铝环节堪称另一个降碳杀手锏,上海有色网的数据对比显示,单位原生铝产品的碳排放高达13至15吨,而使用回收废料冶炼的再生铝,其碳排放却不到0.5至1吨,根据欧盟“碳关税”规定,废铝原材料的计入排放被视为零,这意味着企业只需提升再生铝的投料占比,就能迅速在申报阶段降低产品整体的碳强度,并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成本优势。
再生铝产量的增长并不取决于主观扩张,葛青提示,国内铝材的正常报废回收周期大约是20年,去年我国再生铝产量达到1160万吨,这一数字背后正对应多年前的原铝消费规模。“再生产能有着独特的周期规律,不是企业想提速就能马上生产的。”再生铝系统的短板主要体现在保级利用端与应用端的约束,目前高端电池箔的边角料往往只能降级销向下游应用,无法重新作为高品质金属返回电池铝箔生产线;在废料处理环节,由于上游建成的现代化预处理产线稀少——大多依赖进口设备的企业仅有极个别能解决问题,将回收废料按准确牌号分类并深净转化为适用原料,仍是行业大规模应用的软肋。
要补上这些短板,葛青认为,应该不断推动高效除杂和分选工艺的研发,还要跨行业打通后端细分废铝的回收网络。“以易拉罐回收为例,要系统化区分罐体的铝合金类别分别加工——有代表性的5系,3系类别一分为二回收——并培养公民配合废料分类投放,才谈得上建立科学的闭环体系。”她最后指出:“政策资源投入、上游投入真金白银的回收网点铺排、以及民众意识三条线密切配合,才能为我国铝制品‘碳关税’快速而长久备好‘避雷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