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离世四十年，她曾提出的那些问题依然缠绕着我们的日常。

波伏瓦逝世四十年，其思想影响力历久弥新，她不仅是《第二性》的作者、萨特的伴侣，更是独立的哲学家，其核心思想以“成为”、“他者”及“超越与内在性”为关键词，揭示了女性如何被社会塑造，尽管存在局限，她关于友谊、爱情、衰老等人生议题的思考，至今仍是我们理解当代处境的重要资源。

1986年的今天,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巴黎永远合上了双眼，四十年过去了，这位思想者的影响力并未随时间消退，反而在一次次重新解读与讨论中，愈发深刻而稳固，我们对她的理解，往往被简化为几个反复出现的关键词：萨特、《第二性》、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这些标签构成了波伏瓦公共画像的标准轮廓。

她当然属于这些词汇,却又远不止于此，翻阅近年来出版的一系列与波伏瓦相关的新著，我们会发现，她仍在引领我们思考更多崭新的议题：一个人究竟如何被后天塑造成“女人”？友谊又怎样悄然改写着我们的人生？思想与日常处境之间，到底存在怎样的张力？重读波伏瓦，更像是一场重新辨认的旅程——她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什么，又是什么让她直到今天仍然活跃在我们的阅读与对话中？“逝世四十年，她从未真正离开过我们。”

01 一个女人的诞生：波伏瓦如何成为她自己

“想象一下，你是一位刚过50岁的女性，最近决定书写自己的人生故事，在书里，你记录了自己21岁时与一个男人的对话，这个男人后来成了你的恋人，也成了享誉国际的哲学家……再想象一下，你们的爱情故事被塑造成传奇，以至于人们用它作为唯一的视角来解读你的整整一生，尽管它不过是你漫长人生中的几个片段而已。”

这段话出自凯特·柯克帕特里克笔下的《成为波伏瓦》，在作者看来，波伏瓦回忆录里有两个故事深深影响了她的公众形象，甚至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她的轮廓，第一个故事把我们带回1929年10月的巴黎：卢浮宫外，两位刚从哲学系毕业的年轻学者坐在一起，郑重其事地讨论如何界定他们的关系，那一年，他们刚刚在竞争白热化的法国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中名列前茅——萨特第一，波伏瓦第二，两人即将开始各自的哲学教学生涯。

据波伏瓦后来的回忆录透露,正是这次对话中，他们立下了一份后来被反复言说的契约：一种开放关系，萨特的传记作者安妮·科恩-索拉尔写道，他们之间既有长期而隐秘的共谋，同时也一起在公共世界追求卓越的成功，这份契约以及此后错综复杂的情感生活，长期点燃了外界的好奇心。

而柯克帕特里克指出,波伏瓦的爱情生活遮蔽了她的思想者身份——公众更愿意把她当作萨特关系中的一个角色。“这本书要探讨的是波伏瓦如何成为自己，”她说，她花了数年时间钻研萨特的早期哲学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我越来越怀疑，波伏瓦和萨特受到的关注并不对等，为什么波伏瓦去世时，每篇讣告都提到了萨特，而在萨特去世时，有些讣告却对波伏瓦只字未提？”

在整个20世纪乃至21世纪,波伏瓦鲜少被当作一位独立的哲学家来看待，柯克帕特里克认为，这与她在自传中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有关，1929年初，在巴黎卢森堡公园，波伏瓦终于向萨特谈及她酝酿许久的哲学构想——一种“多元的道德”，根据她的回忆，萨特对此嗤之以鼻，这次反应让她一度怀疑自己的能力。

而事实上,那时的波伏瓦正是一颗冉冉升起的哲学新星：年仅21岁的她，成为了通法语国家哲学教师资格考试最年轻的得主，另一位后来同样声名显赫的年轻哲学家梅洛-庞蒂，也常常主动与她探讨思想问题，在之后数十年的岁月里，他们在生活中保持着密集的思想交流。

波伏瓦出生于1908年的巴黎,来自一个体面的资产阶级家庭，父亲迷恋戏剧与文学，曾短暂担任过业余喜剧演员；母亲则出身银行家家庭，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原本过得安稳、体面的家族，在一战后因外祖父的银行破产而中落，全家被迫搬离原先宽敞的公寓，住进雷恩街上一间阴暗狭小、没有电梯的五楼住所。

波伏瓦的整个童年都在被提醒：她是一个女孩，母亲保守而传统，父亲则盼望着一个儿子，从而培养他成为综合理工大学的学生。“你有一个男人的脑子，”父亲常常这样表扬她，甚至还向旁人炫耀：“西蒙娜像男人一样思考！”但在内心深处，父亲认为世间最美丽的职业莫过于当一名作家，这个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她。

“我父亲的个人主义与异教徒的道德标准，跟我母亲所教导的严格道德常规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失衡让我的生活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也正是我成为知识分子的主要原因。”波伏瓦在青年时期撰写的《一个规矩女孩的回忆》中如此写道。

追忆波伏瓦的一生,青年时期影响她最深的人并非萨特，而是她的女性友人扎扎，这段友谊在她的人生中占据了至关重要的位置，据《波伏娃传》记载，有两次“失去”给她带来了深刻的震动：一次是丧失对上帝的信仰，另一次便是挚友扎扎的离世，波伏瓦9岁时与扎扎相识，后者举止自然、率真，在一个规训森严的环境中显得格外不同，波伏瓦被她深深吸引，既欣赏她，又迷恋她，扎扎在22岁时骤然离世，这起意外在波伏瓦心中挥之不去，此后多年，扎扎不时潜入她的梦境，波伏瓦先后四次用文字再现扎扎，题材涵盖未出版的小说、故事集《精神至上》以及《名士风流》中被删去的段落。

在《第二性》发表后的第五年，波伏瓦开始创作小说《形影不离》，故事以少女时期她与扎扎的关系为原型，书写了两个女孩之间相互理解与支持的经历，就像“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莱农与莉拉一样，小说中由波伏瓦化身的希尔维是乖顺的“好学生”，而扎扎的化身安德雷则胆大叛逆，让希尔维瞥见了另一种可能的生活。

除了扎扎,波伏瓦还与大量女性读者建立了持续而细密的联系，在一次采访中，她提到：“除了索要签名的书信，几乎所有的来信我都会回复。”她与写信者建立起定期的书信往来，有些通信持续了二十多年，这种联系有时延伸至电话、午餐甚至家中会面……波伏瓦把两万多封与读者交流的信件装进大袋子，储存在地下室。

《亲爱的波伏瓦》记录了她与女性读者的通信，奥黛特·凯龙便是其中一位通信者，她出生于波尔多附近一个保守的中产家庭，从小接受浓厚的天主教教育，少女时期被送入修道院学校，大约16岁时，奥黛特第一次读到《第二性》，便与波伏瓦开始了持续20年的书信往来，到了20世纪70年代，她尝试用纪实随笔的手法写下自己的婚姻与离婚经历，波伏瓦大力支持这个创作计划，在回信中写道：“关于今日的女性，确实值得写一本书，因为她们已与以往（多少有所）不同，您为何不写呢？您在信中的表达如此出色，又如此精准，我对您未来成为作家充满希望。”

02 《第二性》的疆界与超越

回到《第二性》出版那年，波伏瓦已经41岁，在这本书的开篇，她毫不掩饰自己的恼怒：“在写一本关于女性的书之前，我犹豫了很久，但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许多传统的长篇大论在出版，它们哀悼着女性气质的丧失，告诉女性必须‘当一个女人，保持女人的状态，成为一个女人’。”她强调，“我再也不愿意被动接受，也拒绝坐以待毙。” 《第二性》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法文版首周销量突破两万册，随后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

在《如何阅读波伏瓦》中，作者斯特拉·桑福德并没有仅仅将波伏瓦定义在《第二性》的框架里，而是试图把她放回整个法国哲学传统与存在主义—伦理学的脉络中去理解，从波伏瓦早期的道德哲学、战后的哲学危机，一直到成熟时期关于社会存在、身份、性别、性和老年问题的研究，桑福德认为，那些对女性的分析并非脱离其哲学体系而来，女性主义的立场也不是凭空出现的。

我们可以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波伏瓦的思想核心,第一个是“成为”。《第二性》出版后，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波伏瓦并不否认身体差异的存在，但她不接受从生理差异直接推出社会命运的观点，她试图探讨一个女孩如何在家庭、教育、宗教、婚姻等规范的制约下，一步步被塑造成一个女人。

第二个核心是“他者”，波伏瓦认为，女性长期被定义为相对于男性的“第二性”，仅作为男性的补充、镜像与例外存在，女性由与男性的关系来定义，而男性则被当成普遍的存在——男性承担着不核心的角色（主体），女性则只能扮演相对次要的角色（他者）。

第三个核心涉及波伏瓦对“超越”与“内在性”的辨析，她借用存在主义关于自由的概念，来区分主动投身世界、展开计划的“超越”，与被困在重复、依附中的“内在性”，她觉得，父权社会恰好通过家庭角色、经济依赖以及性别规范，让女性更稳定地被压制在后者之中。

40年后再审视波伏瓦,她并非没有局限。《第二性》中“女人”时常被作为统一的范畴来讨论，许多后来的黑人女性主义者和交叉性研究者便批评她：她将不同形式的压迫处理得过于相似；她总是过多关注性别压迫，遮蔽了同时承受种族与性别压迫的黑人女性和有色女性们独特的经历，她非常强调女性被困于“内在性”中的危险，有时会把生育经验理解得过于负面，后来的女性主义理论则补充道：母职未必只意味着束缚，它也可能成为关系与政治的另一层来源——问题不在于母职本身，而在于母职被如何制度化、私密化和性别化。

女性主义与存在主义是理解波伏瓦最常见的两个坐标系,但《如何成为你：和波伏瓦一起追求真实》一书却给出另一条脉络，这或许恰是对波伏瓦在学生时代日记中所写“我的哲学必须来自生活”的一次回应，作者斯凯·克利里顺着这句话，从友谊、爱情、衰老这些人生的节点切入，展示波伏瓦思想中如何看待这些议题，那些曾经被当作私人琐事的内容，也经由波伏瓦之手，得以进入思想领域，40年已过，我们依旧活在她提出的这些问题之中，也仍然需要借助她的语言，重新凝视这一切，辨认其中的深远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