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明确逐步剥离公共服务与户籍的刚性捆绑，让3.5亿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子女教育、公租房、职工社保等领域享受“同城待遇”，文件提出取消社保户籍限制、提升随迁子女公办学校就读比例、将稳定就业人口纳入公租房保障等硬核举措，并配套“钱随人走、地随人动”机制，为地方财政和土地资源提供保障，推动公共服务从“户籍捆绑”向“常住地供给”转变。
告别“户口捆绑”，3.5亿流动人口终迎“同城待遇”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步入深水区的关键节点，一份关乎数亿人福祉的重磅文件正式面世，5月22日，国务院正式对外发布《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标志着我国在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
这份文件的核心精神在于：让公共服务回归“服务”本质，逐步剥离其与户籍的刚性捆绑，长期以来，随迁子女入学难、公租房申请无门、异地就医报销繁琐等痛点，一直困扰着数亿在城市打拼却尚未落户的“新市民”，此次新政明确提出，未来将由常住地政府担纲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主体，让未落户的常住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真正“平起平坐”，这不仅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回应，更是提升城镇化质量、激活内需引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一招。
“人户分离”矛盾待解，内需释放迎来新窗口
“中国城镇化正在经历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的深刻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万喆在接受采访时分析指出，一组数据尤为刺眼：2023年的统计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存在着高达17.86个百分点的巨大鸿沟，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揭示，全国流动人口规模已突破3.5亿。
“这意味着，有几亿人虽然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用汗水浇灌着城市的发展，却在子女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领域，面临着一道道无形的‘玻璃门’。”万喆指出，这种制度性障碍不仅抑制了社会公平，更成为制约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短板，此次《意见》的出台，被学界视为“十五五”规划“全面推进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战略的加速落地，本质上是为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最后一公里”问题给出了国家级的解决方案。
更重要的是，这3.5亿人并非仅仅是生产者，他们同样是规模庞大的消费群体，由于对未来预期的稳定性不足，这一群体往往倾向于高储蓄、低消费，消除公共服务短板，能有效稳定他们的长远预期，为扩大内需打开新的政策窗口，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人”的动力。
“拆墙”行动：取消社保户籍限制，公租房扩围成亮点
这部被寄予厚望的《意见》究竟拿出了哪些实招？万喆将其归纳为六大重点任务和七项支撑保障,其中不少突破性举措令人耳目一新。
针对“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顾虑，文件重锤砸向社保壁垒。《意见》要求，要在就业地全面取消参加职工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这意味着，不论来自哪里，只要人在岗位上、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就有权在工作所在城市参加职工社保，一个尤为“解渴”的细节是：不得将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待遇与在当地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进行绑定，这彻底打碎了困扰无数异地退休人员多年的“医保不能随养老金迁移”的枷锁。
在教育与住房的“家国大事”上，文件同样给出了硬核回应，在子女教育方面，《意见》明确，常住地政府将承担起购买学位的责任，全力提升随迁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这不仅是“有学上”的承诺，更是迈向“上好学”的升级，在住房保障方面，公租房不再仅是本地户籍的“专享”。《意见》提出要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并探索按就业居住年限、住房困难程度等科学标准实施梯度保障，推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打开了安居的“安全门”。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份文件在“兜底”与“公平”上也动了真格，临时救助政策首次取消了户籍地和居住地的申请限制，任何人在遭遇急难事件时，都可在事发现场直接寻求救助，对供需紧张的公共服务项目，文件允许采用积分制进行梯度供给，但其划出了清晰的底线：严禁设置学历、职称等歧视性门槛，必须牢牢区分“基本公共服务”与“人才引进”的边界,确保基本公共服务的底色永远是公平与普惠。
“这不仅仅是一次‘拆墙’行动，更是一次政策理念的深层进化和温和但坚定的制度系统重塑。”万喆如此评价。
“钱跟人走、地随人动”：为地方财政及资源分配做足保障
不少人曾担忧，公共服务一旦全面放开，地方财政能否承受？此次《意见》并没有忽略这一点，而是配套了“真金白银”的机制创新。
文件中提出的“钱随人走、地随人走”原则，堪称顶层设计的突破性亮点，我国明确改革转移支付机制，突出常住人口因素在财政分配中的权重，对于符合条件的基本公共服务共同财政事权项目，未来将根据保障标准、常住人口规模及地方支出责任比例科学分配资金。
这意味着，人口流入多的城市，即便这些新增人口尚未落户，也能在公共服务建设上获得更大份额的中央财政支持，文件中提出的“建立新增城镇建设用地指标配置同常住人口增加协调机制”，则从土地要素端松绑，确保公共服务所需的物理空间能够得到保障，这种“中央财权下移支撑、人口与土地指标挂钩”的顶层设计，将为地方政府提供更加可续的财政和空间支撑。【文 | 《城市调研》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