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业依赖AI完成，孩子是否还能真正学到东西？

根据调查，农村学生依赖AI完成作业的比例高于城市，暴露出“认知外包”风险——孩子用AI代劳思考，而非理解知识，尽管政策推动AI课程普及，但城乡教育差距从“有无设备”转向“使用深度”：城市侧重高阶思维培养，乡村却受困于基础设备与教师能力不足，技术引入不当反而加剧“数字化责任裂缝”，甚至沦为“电子保姆”，关键在于引导孩子学会辨别：哪些环节可以借助AI，哪些必须亲历思考。

北京师范大学智慧学习研究院院长黄荣怀在接受访谈时,特别向记者展示了一组调查数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2025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22.8%的农村学生明确表示“想依赖AI，不愿自己动脑思考”，这个比例比城市学生的17.7%高出不少，调查还发现，城乡学生对AI的接触频次差异不明显，但有趣的是——农村孩子更倾向于用AI“代劳”作业，而在创意和主动学习层面的利用，反倒落后了。

黄荣怀担忧的不是AI本身,而是它正在以一种容易忽视的方式，重新塑造孩子的基础学习习惯。“尤其在获取答案、完成练习、应对反馈和解决即时问题时，AI最先介入的实际是学习任务的完成过程。”他用平实的语言描绘了一个潜藏的隐患：中小学生使用时，第一关就是“用它来做完作业”，而不是“用它来理解知识”。

这恰恰暴露了农村学生AI正向使用能力偏弱的现实,技术“触手可及”——手机上安装一个App，甚至不需要太多指导就能上手，但与此同时，很多人也开始追问：年龄小、判断力未成熟的孩子，是否会因此变得越来越“省事”，越来越“不动脑”？

几个月前,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行动计划》，政策明确要求，中小学要把AI课程开齐、开好，并特别提到要“支持农村、边远地区学校依托国家平台开设AI课程”，AI素养还要正式进入教师考试的科目设置里，按照规划，到2030年，要实现AI与教育各环节的全景融合，偏远地区和城市的机会应该更加均等。

用数字化手段缩小教育资源差距,缩小城乡之间的“教育鸿沟”，已经成为国家教育决策的重中之重。

有人可能会问,“AI进课堂”到底意味着什么？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人工智能研究院的穆肃副院长给出直观划分，她说：一条路径是“赋能”，用AI帮老师教得更好、学得更有效；另一条叫“普及”，把AI本身当作课程来教，让学生从根本上去理解它，尽管两者背后逻辑完全不同，但在田野调查中穆肃发现，哪怕是西部山区的乡村小学，很多老师也在主动使用AI来备课或制作互动素材。

当教学活动真正深入环节时,城乡的差异就悄然出现。

很多乡村学校唯一能与AI搭上边的,就是教室里的“一体机”——带大屏幕的那种多功能终端，有些学校把它连上虚拟数字人助手，做简单问答或讲故事，可一旦要触及教学模式的重构，技术就显得十分单薄，穆肃说，设备不足只是其一，核心还在于老师的理念、方法和课程设计跟不上。“离开了有经验的教育设计，硬塞进课堂的AI往往只是一块‘好看但无用’的插屏。”

黄荣怀也关注到另一种隐性问题,目前许多市场销售的AI教育产品，都是站在城市孩子的认知习惯和素材背景上开发出来的，城里孩子可能关心“最优化解题策略”，而乡村孩子们体验的是一个接一个“陌生的场景”——譬如模拟超市结算、网上博物馆参观、图书馆借阅系统操作，那些对他们来说本来就不陌生吗？不，恰恰相反。

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技术引入,不仅在时间上有差距，在“使用深度”上也是分化鲜明。

城市学校使用AI,已经开始上升到培养创造性思维、训练高阶思考层次，而许多偏远地区仍然在解决最基础的问题——教学设备多久没更新？网络会不会卡顿？会不会有批量代写作业的事件……这些都是摆在新型教育公平面前的难题。

落到家庭教育层面,也呈现出新的“分裂”，在一些城市家庭中，父母能实时收到AI学习系统的“教育画像”（孩子错题、浏览时间、专注度排名等），但这反而推高了一些家长的焦虑心理，甚至出现“全家长监控”的不信任氛围，而在留守儿童的家庭里，上年纪的老人对这些“智能分析数据”束手无策，AI往往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电子保姆”，本该是学校、家庭、技术三环联动的学习督促机制，在乡村实际出现了“协同真空”——黄荣怀称之为“教育数字化的责任裂缝”。

技术门槛降低是一把双刃剑,华东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系顾小清教授对记者提到：“不少学生到现在也不清楚AI与学习的关联性，一谈到AI他们就想到短视频、游戏。”这种混乱的理解，带来更多的不良使用方式，学生们开始想办法让AI帮助免除“思考过程”——这被学界概括为“认知外包”: 自主推理被彻底打包，交给了机器去完成，当孩子们长期不进行个人理解、不与知识发生“头脑交互”，思维深层结构发育就是有可能受到抑制。

怎样才能引导学生正确和AI相处？顾小清认为，绝对避而不用的思路行不通，首要措施反而是改善课堂“设计”。“得整个像游戏里打BOSS那样”有挑战的任务——那些重复刷题模式直接被替换成真正需要逻辑解决的难题，如此一来，“AI替写作业”、“误认判断答案”的尴尬才会彻底走出课堂。

这时,老师至关重要，AI适合在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流程中承担“认知同伴”和“反思镜像”的角色：当学生卡在公式难点前，它可以给予恰当提示；当思考取得进展后，它能提供对比判断，现在的问题是——具备这般教学设计能力的乡村教师还很少，用顾小清的原话：“缺口太大，能找到的寥寥无几。”

过去的城乡教育差距常被简化为人人都可说的是“有没有”——有没有好师资、先进设施，许多人本来对自己的乐观角色作过预测：AI低成本、可共享，绝对能推平这层沟壑，黄荣怀显然没那么理想化，他认为，新一轮的人工智能带来的不是“自动平等”，而是原始不公平经过“数字化编码”的一种隐性传递，可能会新增三种新赛道形式的“富者更富”鸿沟 —— 第一条是“接入鸿沟”：把好终端当作“多屏训练工具”，比如用它给题目批个对错；稍逊的学校干脆让设备闲置，第二种名为“思想选择鸿沟”：有的家庭锐意控制儿童设备，崇尚“先成长基本功，再加装科技双屏幕”，反过来也有家庭被灌输“用越多智能品越高端”的消费焦虑。“你怎么界定在‘控’和‘滥’间分寸？这不啻是早期设定孩子发展风向的高下分野！”第三条则越发难以触摸——那些隐藏在学前行为记录下的数据隐私问题。

未来如何看待AI？方向清晰：既能公平，又不让人类思考停止。

以儿童成长为核心的审慎原则亟待强化,给偏远地带的公办学校部署硬件并不足够落脚，教师直接进修素质不匹配，相关教育型算法底层合法性归谁保证，还是必须跟进，有学者更主张组建教育定位预警模型通用框架，黄荣怀归纳时说：“最后归宗回到一句：让孩子能辨别出：内容哪些环节可以借力AI、哪些不能，老师陪伴教育的‘人味’——那是被技术永久无法编码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