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耿同学谈学术打假，初衷并非针对个人，建议重点监督大额经费课题。

2026年4月，拥有180万粉丝的B站博主“耿同学讲故事”接连曝光南开大学、同济大学等多位顶尖学者的论文造假问题，引发舆论震动，他在专访中表示，打假并非针对特定学者，而是依据粉丝提供的线索，通过原始数据分析发现数据异常，他批评学术评价体系过度追求“数据好看”与“创新点”，并提出根除造假的关键在于推行“重复验证”实验，他呼吁主管部门重点监管经费体量大的课题组，避免“一视同仁”的管理流于形式，耿同学坦言，打假也带来了对研究生毕业压力的担忧，希望课题组能加强内部自查，而非仅靠外部监督。

2026年4月底，一条爆炸性视频在B站刷屏，拥有180万粉丝的博主“耿同学讲故事”实名举报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陈佺，指出其作为通讯作者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存在严重数据异常，这位陈佺不仅手握“杰青”“长江学者”等头衔，更在2025年8月挤进了中科院院士增选的有效候选名单，视频一出，整个学术界为之震动,顶尖学者的诚信问题瞬间点燃了舆论场。

其实就在十几天前，耿同学已经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质疑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团队在《自然》主刊上发表的论文造假，消息发布后，同济大学火速响应：5月6日，校方通报王平被免去院长职务、降两级专业技术岗位，第一作者金佳丽被直接解除聘用关系，而耿同学的“打假清单”还在拉长，短短一个月内,他连续揭露了5位国内顶尖学者的论文问题。

作为这场“学术地震”的核心人物，耿同学本人在北航读完博士五年后选择了退学，面对外界“学术打假吹哨人”的赞誉，也面对“蹭流量”“断人财路”的骂声，他接受了我们的专访,聊了聊这些争议背后的故事。

“我热爱的科研，不是为了发文章”

耿同学的学术之路走得并不顺遂，他坦言，读博是“别无选择”的结果，本科学生物，入学第一天系主任就泼了冷水：这个专业毕业基本找不到工作，于是2020年夏天，他开始了博士生涯，但现实中的科研环境与他想象中的相差甚远。“设施、平台、经费、师生配置，每一项都不对劲。”他尝试调整，甚至休学,最后还是决定放弃。

转身做自媒体，最初只是想搞点科普，头11个视频，只涨了4个粉丝，有个网友毫不客气地留言：“哥们儿听我一句劝，科普不适合你。”耿同学笑了笑：“以前有人说我搞不了科研，有人说我干不了工作，如果都信，地球就不适合我了。”他坚持了下来，没想到，最终在“学术侦探”这块找到了爆发点。

“那些顶尖论文的造假，我一开始也没想到”

很多人以为耿同学是冲着大佬去的，但他否认了这种说法。“每一篇问题论文的线索，其实都是粉丝投稿给我的。”他说，自己只是顺着线索深挖，把论文的原始数据全部扒下来分析，最开始撞见顶尖论文造假时，他也吓了一跳：“我以为造假的都是低端期刊，高端杂志应该是清白的，结果查下去才发现，情况比我预想严重得多。”

他透露了自己的打假套路：一是看小数点后几位的分布是否正常，二是肉眼识别有没有明显的重复图片，他还有个专业的朋友“5GH”，是职业打假人，用商业化软件对论文数据进行算法扫描。“现在很多图片重复还能用‘误用’搪塞过去，但等差数列一样的重复，能叫失误？那纯粹是编造。”

这是为什么他能打出这么多硬核结果的根本原因。

“顶刊为何频频出错？因为他们只看创新，不管造假”

面对顶刊论文的问题，耿同学认为不能全怪审稿人。“数据分布在全文中，海量信息下肉眼根本发现不了，学术期刊接下来必须建立自己的数据检测系统，至少要把论文跑一遍算法，我以前也没想过能从原始数据里找到线索，直到今年才发现这个方法，之所以打假的对象都是知名学者，不是我有意挑，而是只有他们的论文上传了原始数据——普通论文连原始数据都没有，造假根本抓不到。”

他补充说：“期刊最看重的就是结果的创新点，你的故事越精彩、数据越好看，发表的可能性越大，有人为了上一篇好杂志，故意在数据上‘美颜’，你不可能指望审稿人去质疑一个看起来漂亮的结论，这几乎是圈子里的潜规则。”

“说实话，严打假没啥用，只有‘重复验证’才行”

关于怎么根除造假，耿同学提出了一个朴素但狠辣的方案——重复实验。“就像你发明了蒸馒头的方法，你得重复三次，每一次都成功才行，现在很多人怎么糊弄？让同一个人一次蒸三个馒头，冒充三次实验，更致命的是，如果只有一个人操作，他想调温度、多加酵母，没人知道。”他强调，虽然有些研究者认为不同学科的“重复条件太苛刻”，这根本就是借口。“做几百只小鼠几千块钱，实验方法合格就可以验证，我们不看你论文画的多美，只看你的结论在别人的实验室里能不能复现。”

他认为目前改革学术生态的关键，不在于盯死论文本身,而在于重构评价体系。

“我呼吁：监管必须向有大经费的课题组倾斜”

耿同学直指学术圈造假的内因是“内卷”与“体制病”。“很多硕士博士，其实就是为了生存才去读的，他们原本的梦想跟科研没有任何关系，一群为找工作而读博的人，和需要理想主义的学术场景高度不匹配，造假自然不可回避”。

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管理。“现在许多课题组立项本身都没啥意义，做好了没影响，失败了也无所谓，唯一的作用是花掉经费。”他有点无奈地提出自己的观点：管理部门喜欢“一视同仁”——把杰青和普通课题组的标准划等号，这样的管理只能形同虚设。“经费体量这么大的课题组，人却管得更松，实在不合理，所以我呼吁，必须优先监管那些拿了很多钱的课题组，靠自媒体的检查绝对替代不了体系自身的监管力量，但如果真想管，是有办法管明白的。”

“吹哨人的无奈：不想真的害毕不了业的人”

随着视频走红，议论声也如潮水般涌来，有人指责他“进一步压缩了学生的发表空间，让大家更难毕业了”，耿同道：“我如果提前知道这个后果，可能都不敢做这么多，但这锅如果甩在我身上，那就没意思了，大家如果踏踏实实做实验，咋会怕我的检测？总有些人要为自己的错误找出口，我也不想上台跟他们吵。”

现在他心态微妙起来了。“说实话，我不敢再一股脑儿把所有人的造假都翻出来，打假打下去，可能真会有人上不了台面、甚至拖几年毕业，我查杰青的论文越多，我自己越慌，现在的想法是，或许我会在未来点名一些课题组，不再直接展开问题，而是希望对方主动自我清理。”在他看来，很多资深的专家其实并不知道下面的博士生和手下在造假，他们某种程度上也是被害者。“课题组内部的自我纠查,才是最会生效的纠正机制。

也许这才是他说改变学术土壤的那个关键时刻，耿同学坚信：“哪怕未来重复验证普及了，读者的监督也必不可少，监督者的力量不是来自于某个人多努力，而是来自于我们的数量——读者群体的巨大。”他不完美，但他的出现显然已经让许多人不敢再心安理得地“任意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