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郑江淮指出，应对当前基础研究机构加大研发资金支持。

根据郑江淮教授在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中国经济正从应用开发驱动转向基础研究驱动的创新范式，但面临研发资源错配、高校与产业脱钩等问题，导致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他特别指出基础研究存在“非对称横向外部性”和“纵向环节外部性”，造成中西部创新成果被东部虹吸、研究主体长期孤岛化，对此，郑江淮建议应增加对现有基础研究主体的研发投入，扩大覆盖面，并通过统筹机制实现跨区域利益共享，从而打通成果回流通道。

2025年5月27日，第八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在线上拉开帷幕，在这场聚焦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高端论坛上，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郑江淮教授发表了一段引人深思的演讲，他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已发生深层次变革——从早期以应用开发为驱动力的增长模式，正逐步转向更依赖基础研究的创新型发展范式，这一转型背后却隐藏着值得警惕的结构性矛盾：研发资源严重失衡，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似乎还未找到最佳契合点。

郑江淮教授在发言中提到，中国目前研发经费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依然偏低，尤其在基础研究领域，资金分配的不均衡现象十分突出，他进一步剖析了区域层面的“错配”问题：东部地区虽然在全国研发经费中的占比呈现下降趋势，但发明专利授权量却在上升；反观西部地区，尽管投入增加，成果却未能同步提升——发明专利授权不升反降，这种南辕北辙的局面折射出一个更深层的困境：区域间的创新能力和资源配置效率,存在明显断层。

“高校作为创新链条上游的核心环节，基础研究的供给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脱钩趋势令人担忧”，郑江淮说，他指出，许多高校在基础研究领域投入不足或方向与下游脱节，导致下游企业在低水平上重复竞争，科技成果转化率长期低位徘徊，对于这种“源头”的瓶颈，学者们称为创新体系的“末梢失灵”——投进去的活水,没能流向应当浇灌的田野。

令人关注的是，郑江淮还阐释了基础研究特有的两种“外部性”机制，其一是“非对称的横向空间外部性”——即基础研究的知识溢出强度，与区域间创新差距之间呈现U型关系，中西部地区的实际创新能力相对较弱，即便当地研发经费有所增加，但其培养出的创新成果却未必留在原地，反而会被东部发达地区借助更为成熟的创新生态虹吸过去，形成了事实上的“知识虹吸”效应。

第二种问题更潜伏在链条内部——被称为“纵向环节外部性”，郑江淮指出，上游基础研究机构虽然为整个技术创新生态贡献了根本性知识，但在收益分配中往往无法获得与其价值相符的份额，这种机制上的错配，使得大量基础研究主体长期处于孤岛状态,研究方向与实际产业需求若即若离。

面对这两个难解的“外部性”命题，中国该如何破局？在本次研讨会上，郑江淮给出了两条清晰路径，首先便是增加对现有基础研究主体的研发投入。“我们必须把基础研究的广度尽量覆盖得更全。”在他看来，只有当基础研究的投入达到足够的量级，当经费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更广泛的主体，才能稀释局部外部性带来的极化效应；而其背后更重要的依托，则是体制层面的创新，有了充裕且灵敏的投入机制，才能让市场、高校、科研机构协同不脱轨。

郑江淮鲜明提出——应当从“横向统筹”入手，努力将跨区域与跨主体的空间外部性内部化，他直言，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绝非单纯的行政手段，而是依托“利益协调机制”。“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建构跨地区的成长共担与收益共享机制。”若能在宏观框架内鼓励地区间分享基础研究的溢出收益，便能把原本外溢的知识和成果,变成全链条中各环节共享的红利。

业内观察人士指出，这场发言的意义不仅在于辩明中国目前阶段创新的结构性问题，更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在区域协同与制度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的现实切入点，尤其是在全球科技竞争升级的当下，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基础研究摆在战略关键词的首位，中国如何提升研发效率，促使各地既“养活”又“养好”基础研究主体,已然成为当务之急。

郑江淮直言不讳：“不是我们没有投入，而是投的地方与链不契合；不是没有人才，而是成果的回流通道没有打通。”从他提出的改革路径来看，未来中国经济能否真实度过从“追赶者”到“变革者”的质变跃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础研究这片土壤的根扎得多深、范围多广，或许，就像一棵大树的枝繁叶茂最终取决于根系一样——中国要催生真正的源头创新，不仅需要在实验室里层层深挖,更需要在利益与制度的双重维度上找到那关键的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