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勇剑，全球化退潮中，中国企业重构出海愿景。

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化与西方非市场壁垒抬头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出海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竞争，而是掺杂意识形态与制度博弈的“文明级”挑战，鲍勇剑指出，照搬美日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企业需构建多极化、节点化、文化共融的新出海范式，包括共建标准、城市联盟与分布式生态，以超越传统“出口导向”，在对话中重塑全球化想象。

文丨鲍勇剑（加拿大莱桥大学迪隆商学院终身教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EMBA特聘教授）

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世界经济三角悖论”：民主制度、国家主权与全球经济融合这三者，最多只能同时实现其中两项，如今全球地缘政治的现实，仿佛在一次次印证他的观点，过去几十年，中国企业依靠技术实力和管理效率，在全球市场上崭露头角，并带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恰恰当南北经济鸿沟开始缩小、公平竞争初现曙光之时，各类政策壁垒却纷至沓来，部分欧洲政客抛出“产能过剩论”，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太阳能产品加以限制；美国特朗普政府重启关税大棒，并对高科技出口持续收紧；西方国家还提出“友岸外包”，给供应链打上意识形态标签。

这样的出海环境,与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截然不同，中国企业面对的远非单纯的市场竞争，而是一场掺杂着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的游戏，在缺乏“美国式超级强权”支撑的前提下，中国企业如何实现真正的全球化？这一深层次课题，至今仍被多数人忽略。

历史镜鉴：全球化不是新鲜事

中国企业的出海行为,若仅看作一场区域性经济交流，实在过于浅薄，它具备全球影响力，需要从更宏大的历史坐标系来审视。

回顾人类历史,大规模贸易交往往往与军事扩张、文化传播同步发生，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人因为人口压力移居地中海沿岸，随之扩散的还有其城邦制度与语言文化；公元3世纪，印度与中亚的商旅往来，与阿育王的宗教教化如影随形；7世纪，倭马亚哈里发将贸易与伊斯兰扩张交织于欧洲大陆；11至13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也间接刺激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对话，17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东南亚贸易，经济、军事、政治、文化再次缠绕共生，这些历史上的扩张模式，往往伴随着暴力，这显然不是今天中国企业应该效仿的道路。

如果以规模、速度和深度论，最值得中国出海企业参照的对象，或许是二战后的美国与1973年后的日本企业，如果简单照搬它们的国际战略，中国企业注定要遇到额外阻力，无他，彼时的国际环境与今天判若云泥，二战结束后的美国，面对的是一个没有直接竞争对手的世界，各国甚至以梦幻般的热情迎接美国的商品、技术与管理文化，日本企业尽管也曾遭遇过讽刺或调侃，但从没有触发过当地利益集团对地缘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深层恐慌。

以美国为例,其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展路径看似温文尔雅，实则有一整套硬软实力在背后撑腰，美国提供了一套国内大市场、国际制度的“战略脊梁”，以及海量文化输出的心理基础，其主导的马歇尔计划、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全球经济提供了基建和规则，遍布全球的数百个军事基地，即使今天仍有约200个，构成隐性的威慑，加上以好莱坞为核心的文化叙事、普及的英语教育和MBA管理知识体系，这一切交织成一种综合性的强权优势，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与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强调“包容性制度”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这种学说，习惯性忽视了二战后果美国企业在单极秩序中享受的那些非可复制的红利。

日本的“全球本土化”战略似乎更具启发性，石油危机和“广场协议”后，日本大举推动“设计师留下、制造带去本地”的模式，截至2021年，大约25.8%的日本制造业产能已在海外落地，海尔、联想等中国先行者都已证明了这条路的可行性，有两大因素制约了中国的模仿：第一，文化层面，受日本传统制度影响的株式会社，使得海外业务始终如风筝般与本土紧紧相连，“形似神不似”；第二，安全层面，日本的经济渗透只会被当作调侃，但很少被当做政治“祭品”，日本对西方政治制度的高度接受，大大缓冲了冲突的烈度，而中国企业出海，往往要面对文化傲慢和政治偏见的暗礁险滩。

中国企业出海面临的现实：不友好的一天已经到来

过去40年,中国经济增长了超过40倍，如今GDP世界第二的体量，却无法换来类似美国那样的综合支配力，单纯在形式上照搬美国跨国公司的品牌和产品战法，大概率会赢得部分市场，却会成为非经济元素的长期掣肘。

当中国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往中高端提升时,游戏规则变了，欧美纷纷拿出非市场手段进行拦截——“友岸外包”、加征关税、遏制高科技出口、指控“产能过剩倾销”，几乎都带有明确的针对性，小米被印度政府围堵、华为遭遇制裁、SHEIN被反复针对，都反复印证了一点：严格符合国际商业规则并不能避开政治阻力，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多次说明华为愿意遵守西方的市场规则，可一旦站在行业无人区的顶峰，非市场力量的干涉自然出现，这是市场经济教科书中从未教过的部分，希音本就是新一代商业模式的冠军，但它为降低成本，最终只能强调自己是一家“新加坡公司”——还是一种政治智慧的变通宣言。

面对这种复杂现实,我们需要告别两套旧思路：一样是幻想纯商业手段可以治百病，一样是看不到多极化共赢的成功可能，如下六种模式值得中国企业加以联想与试用。

多中心贸易集群：学古人乘“季风”流动

15世纪前的印度洋贸易世界,从未有某个帝国独大，阿拉伯、中国、印度与东南亚商人依靠季节性信风，建立区域化的港口网络，今天的义乌对接迪拜、宁波借道东欧，本质上具备了这种流动结构的气质，中国企业与其把所有视线押注于欧美单一市场，不如放眼东盟、非洲、东欧，主动构建多个中心节点链条，乘着时代的“贸易季风”自然切换。

可持续资源开发的“技术共同体”

19世纪的电磁标准、今天的光伏和碳捕捉领域都有明显的“技术学术共同体”现象，中国远洋公司参与挪威的海洋养殖标准制定；宁德时代参与欧洲电池回收规则共建—它证明，“标准”是可以忽略政治边界的粘合剂，环保和绿色发展是可操作的外交语言，每个点都能突破某种封锁。

城市朋友圈：“港对港”打通国界

汉莎同盟的精神仍存,今天汉堡、上海、深圳、迪拜、阿姆斯特丹是全球超级港口网络，不同国家城市比国家之间更有韧性，深圳联手迪拜搭起的骨架，可以秘密变成中国制造直通非洲的脐带；比起耗尽谈判周期的国际协议，单对单的城市联盟更灵活也更软性。

从二次元到国潮：文化阵营创造消费身份

上世纪末欧美流行文化主导全球,然后巴西音、非洲鼓、日式动漫的二次元迅速击穿单纯的文化区隔，米哈游、TikTok与SHEIN已经验证，“好卖”的背后是价值观和文化身份的高度共振，从动画参与、社区运营里长出来的消费圈，是极其牢固而政治抗敏感的“领地”，当用户因“穿得像国潮才爱混”而下单时，这些生意早已超越一般的产业出口。

分布式的安全供应链

从华为到比亚迪,再到宁德时代，聪明的中企们正在告别“一单个链条大一统”，转向以南美、东欧、中亚多点布局的分布式生态，加上区块链上链和AI供应链调度，每个“节点”可以跨好几个主权国家，假如单地受阻，它能眨眼一样重组路线，摆脱“选边站”的风险。

公平成长模式的共振

某些不发达但迫切求变的国家,对旧式欧美发展叙事产生了疲倦；而对中国的绿色、转型和“共同富裕”叙述反而感到天然亲近，援建埃塞俄比亚电力、在非洲国家共同推抽代石油，形成网络时，获得的不只是一城一池的胜负，还吸引了北欧环保NGO乃至债券资金的集成支持，如果我们把“共同成长”做大倍数，抗风险能和公信力同样指数升华。

归结：出海是一次跨越边界的全球棋盘之旅

可见,未来的出海也许应该抛弃“单一出口导向”，多模态的全球化本身就应当彼此互动、反复交错，德龙在《蹒跚前行》里早预警，传统重商模式的奔跑潜力已经用尽，社会形态和逻辑都有待再创造，而布罗顿这位历史学家看问题更有诗意，他在那本《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中名言：地图不止指向地点，更隐隐揭示世界观看的基础，永乐年间的郑和航海，背后是一张展示“朝廷为宇宙中心”的方向秩序；那他们当前所航的路别讲求“各自坚守不同文明形态并互相观赏”、像幅浩瀚星图的高远秩序。

在全球化和利益互斥正在对峙的极点时刻,中国企业的每一次出海，其实背负着超出商业战绩的坐标意义，这不仅仅是这个企业争下一个国度的投放量，它揭示人类文明能否找到下一站对话空间。

我们不应天真以为生意联通就等于文化壁垒祛除,也无法全放弃式地陷入宿命可怖，每个世纪的断裂几乎都在文明的相互遭遇里得到修补，带着丝绸去是贸易，带着对话的可能性才是真正出港的那一节桅杆，中国企业走过的每一步，有可能正在描绘接下来世界所认识汉语文明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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