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一季度实到外资近170亿，APEC经济体贡献占比94.5%。

根据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深圳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约170亿元，同比增长超47%，其中94.5%来自APEC经济体，显示出强劲的“吸金”能力，专家指出，这一增长背后是结构性变革：全球资本正加速从欧美向亚太转移，而深圳凭借完善的产业生态、高效的营商环境和APEC中国年的“议题红利”，吸引外资从传统制造转向高附加值的研发与总部功能，新增合同外资增速达53%，表明中长期投资意愿持续攀升。

2025年4月28日，深圳外资“成绩单”正式出炉，界面新闻从深圳市投资促进局了解到，今年第一季度，深圳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约达170亿元人民币，同比涨幅超过47%，全市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突破2700家，同比增长逾15%；新增合同外资金额则高达250亿元，同比增幅更是超过了53%。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全国同期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虽然同比增长了11%至13987家，但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却出现了7.3%的回落，至2496亿元，深圳在逆势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吸金”能力。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江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一语中的：“比单纯看增速更有价值的，是这一轮外资涌入深圳背后，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

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随即浮出水面：今年前三个月，来自APEC（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了160亿元，这一数字占到了深圳全市实际使用外资总量的94.5%，美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等经济体成为了最主要的资本来源地。

林江教授进一步分析指出，过去人们谈论外资时，往往习惯性地将目光锁定在以欧美为代表的传统发达经济体，而如今，亚太地区正在加速成为全球制造业、贸易流通与产业协同最为活跃的区域，深圳吸引的外资，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这一核心经济圈靠拢。“全球资本配置的重心，正在经历一场从欧美市场向亚太地域的结构性转移。”

亚太地区成为资本再配置的重要目的地，而中国无疑是这片市场中最大的一块“蛋糕”，在林江看来，外资加速进入深圳，最根本的逻辑依然是对中国长期市场价值的高度认可。“如果对中国的市场前景没有信心，他们就不会选择深圳。”他补充道，相比简单地说“看好深圳”，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全球资本在重新评估中国、认定其具备可持续增长潜力之后,才蜂拥而至。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与2026年APEC中国年的举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作为这一盛会的举办地，深圳正享受着百年难得的“议题红利”，林江指出，跨国资本通常具备“提前布局”的敏锐性，它们往往会提早一两年，围绕下一轮APEC优先合作议题，在深圳设立研发中心、区域总部乃至合作平台，这就是所谓的“APEC效应”。

APEC只是一个重要的“窗口期”和“催化剂”，最终决定资本落地生根的,还得看城市自身的硬实力和软环境。

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直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当前全球都在关注中国能否在更高水平上持续开放，而APEC选择落在深圳，本身就传递出了明确的预期与信号，正是这种确定性，大大增强了长期资本加码中国的意愿，数据显示，一季度深圳新增合同外资增速（53%）远超实际使用外资增速（47%），这充分表明,中长期投资意愿仍在持续攀升。

除了政策红利的加持，深圳扎实的产业生态也提供着坚实的“承载力”，林江教授认为，当全球供应链进入新一轮再平衡阶段，跨国企业比起低廉的劳动力，更看重一个地方在研发密度、产品迭代速度和产业链配套能力上的得分，庆幸的是，深圳在这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是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所在地，也孕育了华为、大疆等一大批具备原始创新能力的龙头企业，因此形成了成熟的“硬件创新生态”与高密度的民营企业集群，这种环境能为企业的研发、测试乃至产业化落地,提供全程且完备的支撑。

研发与传感半导体领域的领航者——艾迈斯欧司朗，恰恰是一个典型案例，公司相关负责人此前在接受界面新闻采访时坦言：“选择在深圳南山设立中国发展中心，恰恰是因为这里高度集聚了我们的核心消费电子客户，加上完整的供应链配套，可以加速我们的光学与传感技术更快地进入真实应用场景并实现快速迭代。”公司副总裁石建国也强调：“对于手机、汽车、无人机及激光雷达等高科技应用来说，深圳在我们的全球产品路线图中已经占据了C位。”

市场化环境与高效的行政效能，则构成了深圳“底层竞争力”的另一翼，林江强调，这是其他城市难以复制的成本优势，长期以来，深圳在行政审批效率、企业服务水平以及市场机制层面具有引以为傲的优势；这对于跨国公司的总部和研发中心而言，直接意味着更低的运营成本和更快的决策速度。“营商环境越成熟，企业越容易配置资源并落地项目，长期扎根的意愿自然就更强。”

近在眼前的是，深圳在今年一季度迎来了一轮密集的政策“利好”，作为新一批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商务部下发的试点任务清单中包含了109条具体措施，覆盖电信、医疗康养、商贸文旅、金融等关键领域，紧接着，深圳自己放出的政策“红包”——《深圳市进一步加大吸引和利用外资实施办法》也已从1月1日正式生效，从重点领域开放、营商环境优化到投资便利化等方面,一口气提出了22条举措。

外资资金流向的标靶也在随之“升级换代”，美国企业悟谱在此地打造了智能设备华南研发中心；韩国Future集团落地了软件技术研发中心；日本朗玩集团在深圳成立了中国区总部；世界知名企业通力电梯南方总部亦在前海正式启用，从研发中心、技术平台到区域总部的“垒砌”，都指向一个共同的趋势：外资的角色版图，正在加速从传统的“生产型资本”，向更具附加值的“创新型资本”漂移。

在外部经贸环境不断变化的当下，一些跨国企业并没有收缩在华的投资规模，反而将更多高能级研发与总部规划至深圳，林江总结说，这意味着跨国公司不仅没有进行所谓“撤离中国”的动作，而且是在全球产业链中寻找“更高质量嵌入的核心节点城市”。“过去，外资大多流向加工制造环节；更多是对接研发协同、前期技术投资乃至区域总部功能的布局，深圳在这一轮由APEC拉动的亚太区域内产业链重构中，已经占据了更有利的主导位置。”

这种来自APEC红利的“外资热潮”，究竟是是一次短期的火爆行情，还是一个长期的增长的起点？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林江坦言：“这一切取决于两个关键因素：一是中国是否在其他层面上坚持更大的开放力度；二是深圳是否能持续优化改革自身的营商环境，外资会持续观察一座城市未来的制度创新供给、开放实际量和政府效能，如果制度开放的温度不断上升、营商环境日臻完善，那么我们看到的就不是一两年的短期利好，而是一个长期性的结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