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停车欠费逾200亿元，多地启动追缴行动。

近年来，全国城市路内停车费欠缴问题日益严峻，年欠费总额已超200亿元，以西安为例，车主因费用上涨、服务缺位等原因拒缴，导致欠费规模持续扩大，多地停车运营企业采取技术锁车、联动追缴、法律诉讼等方式加强追讨，但专家指出，根本解决需重建停车治理机制，提升服务与信用体系，而非单纯依赖强制手段。

近年来，一场关于城市停车费支付的“拉锯战”在全国多地悄然上演，一边是车主因种种原因拖欠停车费用，另一边是运营企业绞尽脑汁想办法追讨，数据显示，全国路内停车位年欠费总额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这场“逃”与“追”的博弈正变得愈发激烈。

西安市民吴阳最近就遇到了一件让人头疼的事，他打算把车开出停车场时，被工作人员告知，除了要支付当前的停车费用，还必须补缴至少一笔路内停车的历史欠款，吴阳本人的“积欠”甚至已经累计到了几千元，这并不是个案——第一财经在走访中发现，许多人都有着相似的经历，而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一整套城市停车管理模式的困境。

对于城市管理者而言，停车费已经不是一笔小数目，过去几年间，西安将数十年的路内停车运营权通过公开拍卖，交给了多个具有国资背景的停车场运营公司，这笔收入俨然成为了地方财政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从每个路边车位的运营权估价，到几十年的垄断管理收益，这既是资产盘活的例证，也是一种城市基金的沉淀，随着欠费规模的持续扩大，如何顺利收回这些钱,现在成了最让人挠头的问题。

面对停车费的结构性调整，矛盾也在不断积攒，2025年9月1日，西安市宣布实行新的路内停车收费标准，很多曾经相对便宜的路段，如今停车费用水涨船高，据吴阳回忆，路边一夜的停车费用一度变得“离谱”，基于对突然涨价的不满，他干脆选择不再缴纳，一时间,拒缴车费的人变得多了起来。

有车主还讲述了一则让人无奈的遭遇：自己的爱车停在市政车位上被人剐蹭，找到停车运营公司理论时，得到的回复却是“我们只管收款，不管保管”，一句免责声明,让他从此也断了付费的念头。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一些车主选择摘掉号牌以逃避电子识别，一些车前贴满欠缴单也依旧无人问津，更有部分车辆长期占用泊位，成了名副其实的“僵尸车”，全市车辆保有量高达580余万（数据截至2025年）,巨大的基数放大了这一问题的规模。

而来自关注城市交通行业的专业机构“停车邦”的一份调研结果显示：他们曾深入到全国36个代表性城市、超100家停车运营企业以及数万名车主群体中进行系统调研，显示国内城市路内停车平均缴费率仅为40%到55%之间，行业平均欠费率在18%上下浮动，有的城市的欠费比例甚至飙升到25%以上，仅一年时间，全国累计未付的停车费就达到200多亿元,相当于一些县级城市全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具体到西安和郑州这类常住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停车即逃费”的压力也不轻，大数据智慧化平台布得早、覆盖率高不假，但实际追缴手段薄弱、积案成山是客观现实。

溢价特许经营权：是财政的救星还是催缴的枷锁？

据了解，自从2020年起，西安市本级不再整体管理路内停车业务，此类公共资源逐步交由各区自行支配，并由地方成立了多个以国有企业身份组建的停车服务公司，依法承接所在地的路内停车位运营权限,这些权限大多在拥有20至30年的时效。

查阅当时的招标日志，不难发现一个颇具分量的“价钱牌”，以碑林区国有资产管理局为例，2023年以每年每个车位632元人民币、总计6521个车位的标准，将30年的时间“打包”卖给了一家当地国资停车服务公司，随后不久，莲湖区的标准则大约是587元/年/个,而阎良区是以620元左右单个价格签下了超过9000个车位的同一时长运营权。

在土地出让金大幅减少、地方政府融资渠道收窄的大背景下，停车费的收入已经成为不少区县财政扩容的重要补充，雁塔区财政局下属收费单位早在此前的一份报告里就已算过一笔账——到了2023年10月，仅仅靠20年的路内停车特许经营权及其日常停车费征收，这个区的财政缴库就高达8.8个亿以上，同样的情况发生在西安新城区，仅仅一次30年停车经营权的转让，就给该区区县一次性带来了6.27亿元的非税收入，推动其非税总指标同比飙涨了400%以上。

营收看起来虽然让人振奋，但问题也很棘手：当特权被提前“卖”掉，地方每年回收的回款率如果持续走低,最焦灼的自然是这些获得授权的企业本身。

多方催缴手段频频升级

从2025年底开始，西安几个主要城区开始联动开展追欠行动，例如雁塔区的国资运营方发布消息：针对没有缴清历史停车欠款的车辆，未来驶出其所管辖任何一个固定封闭停车场时，系统将要强制锁住放行系统，直到该车至少补缴一笔历史长账欠款后,道闸才会自动抬起。

阎良区、未央区、新城区以及曲江新区等地的停车企业，亦同步发布了联动机制的封闭停车场具体名单，不仅仅是在各个区内互相封桩锚定欠费车，一些高技术的防逃费设备也开始大规模进场——比方说，部分最新加装的智能车位地锁，利用地磁变化，一旦计时超时且没有任何支付记录，便会让翻板从地面翻开，车位立即无法驶离；而像在莲湖区的新安装一些车道间的移动隔离地锁,也让那些投机取巧行为暴露在更经济的守法成本面前。

投诉追踪过程也越来越频繁。“对簿公堂”开始成了很多停车公司的常规追讨手段，有运营人士坦言，这笔单不是小钱，无法像曾经一样仅靠眼力管理，而要借助于数字管理。“强制令与升级锁”，的确帮助收回了一部分账单,但也很难说完全不激化矛盾。

根源性出路在哪里？

目前不只是西安在完善这种封闭的追费机制，从正式公文可以看到，除了陕西西安，四川成都、安徽合肥、广东肇庆、浙江绍兴等多座城市的公共泊车部门也开始落地类似“连坐闭合追缴模式”,试图堵住不交款车主可以四处徘徊的漏洞。

一些人停车不付钱之后甚至认为自己是在与不当收费“抗争”，停车出行分析专家倪仕水在主题报告中就指出，如果无法从根本上净化个人不愿意承担的旧有认知心态，即便各种手段能追上欠款，也易积累偏负面的大型舆情反弹，想要建立一种良性机制，就不仅仅只是加装锁具,还需重建停车综合治理环境与服务能力。

调研意见认为，造成国内城市路边停车缴费情况如此复杂的本质原因，可能涉及几大因素的连锁反应：政策的大规则没厘清框架；科技对不同片区的管理水平并没有跟上摊位的需求；部分城市实际的车位硬件与地段供给之间匹配效率极低；而对于司机的风险征信也没有实现合理的绑定和定责……一系列叠加施压后,才造就目前的局面。

“停车本来并不一定非要把着收费两个字去调节。”有多个法律和公交规划行业专家谈道，需要聚焦更为底色的命题——到底现在道路需不必要收这些钱？一是凡是能促进公共生活便利，合适情况可选择全免；二是不要上不菲却又运转不灵的强暴执行工具；但若是总量短缺的泊位为了防止个别人以车当房、白占不停地话,重新审视停車费用能否回馈区域公共设施是走向成熟治理的重心之一。

不难看出，围绕停车费欠缴的追讨工作，目前所处理的，也许不只是一个掏腰包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数字化时期如何建立起精细交通合规意识的集体课程，从西安起始的地方财源意识变化,正在以独特的方式映照众多都市人出行的守信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