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报纸的副刊，以八十年的笔墨，陪几代人读过寻常日子里的文化短章。

《夜光杯》自1946年随《新民报·晚刊》创刊，历经八十年风雨，成为几代读者心中的文化符号，它以巴金“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为信条，坚守文学本真，从作家王蒙、叶辛的深情回忆，到青年写作者李佳宬在现实与文学间的徘徊与坚守，这本副刊始终如一盏灯，跨越年代与身份，为每一个在文字中寻找光亮的人留着一席之地，从未老去。

1946年5月1日，当《新民报·晚刊》在上海的废墟间悄然诞生时，恐怕没人能预见，这份报纸的副刊《夜光杯》会穿越八十年风雨，成为数代读者心中无法替代的文化符号，那是一个黄昏时分，弄堂里的灯火次第亮起，一份晚报递到手里，才算得上一天真正的收梢，而《夜光杯》,正是那个时代留给普通人最后的文学慰藉。

今年，《夜光杯》迎来了自己的八十大寿，在近日开幕的“夜光杯”创刊80周年名家书信展上，不少珍贵的手迹首次公之于众，巴金写给《夜光杯》编辑的信格外动人，他在信中恳切寄语：“写吧，给后人多留几句真话，我们都有责任。”这样一句简单却沉甸甸的嘱托，后来成为《夜光杯》八十年如一日的办报信条，一系列纪念活动在上海密集展开,仿佛一场关于时间与文字的深情回溯。

对作家王蒙来说，《夜光杯》不仅是一份副刊，更像一个与他同步老去的故人，副刊创刊那一年，他刚满十二岁，此后几十年，他的旧体诗作大多数都选择首发在《新民晚报》，王蒙曾形容《夜光杯》的调性是“轻松、广泛，什么话题都有”，那份不端着、不拘谨的姿态,恰好抓住了读报人最松弛的夜读时光。

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的记忆里，父亲刘岚山是《夜光杯》创业初期的一个关键角色，1946年，刘岚山因出版进步书籍而入狱两年，出狱后一身风尘赶往上海，撞进了赵超构的编辑室，彼时赵超构刚从重庆回到上海筹办《新民报·晚刊》，赵超构见到这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没有多问，就把他留了下来做副刊校对，1948年，局势吃紧，赵超构等人撤往香港，刘岚山临危受命接手《夜光杯》的编务，也正是他的坚守，让“夜光杯”在乱世中没有熄灭。

作家叶辛对《夜光杯》有着更贴近市井的记忆，他说，上海弄堂里长大的孩子，几乎都听过一句话：“新民晚报，晚饭吃饱。”每天傍晚拿到晚报之后，翻开《夜光杯》几乎是下意识的动作，叶辛感慨：“文章不长，却很耐读。”到了他这个年纪，读长篇是奢侈的伏案事业，反倒是《夜光杯》里那些千字文章，一杯茶的功夫就能读完，回味却能留存很久，他甚至听人劝告：别写长篇小说了，就写《夜光杯》上那样的短章就好。

时代洪流里的文学青年

八十年过去，站上《夜光杯》这个舞台的人,不再是那些弄堂夕照下读报的老人了。

李佳宬来自浙江金华农村，去年夏天刚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他是“夜光杯·左联青年写作计划”的学员，在纪念活动现场分享了自己的文学开端，十四年前，他在家乡《金华晚报》的角落发表了一首短小的儿童诗，那时候，外婆骑着电动车，载着还在懵懂中的他去领稿费，信封上写着他的名字，里面装着一张十元整钞，李佳宬如今说起这件往事,语气里依旧带着温暖。

但他接下来的坦白令全场有些意外：他目前在做的，是一份“离文学很远很远的工作”——带货主播，话从台上说出来时，他没有任何迟疑。“每天的工作就是面对镜头，面对数字，面对流量和转化率。”然而他又补了一句：“但我知道，终有一天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片段会反哺我的写作，所以我离文学很近很近。”

这番话或许是这个时代年轻人与文学关系的真实缩影，他们住在逼仄的公寓里，挤着早晚高峰的地铁，为着一个又一个KPI焦虑，甚至在招聘季里投出简历后杳无音信，但即便如此，他们也会在夜深时，因为一首诗流泪，在科技编织的巨网中，这一代人的命运路线比任何一代更难以预判——学了四年播音主持，最后去了直播间；读了四年文学，最终成为代码搭建者，在算法的洪流面前，“文科无用论”“文学衰亡说”的声音一度震耳欲聋，可文学从未真正退出他们的生活,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

自2017年起，《夜光杯》每年从海量稿件中精选佳作出版成书，今年推出的文集取名《我从来没觉得“老”》，这句话出自冰心写给一位友人的信件，冰心老人说：“我自己从来没觉得‘老’。”忙忙碌碌，大概就是《夜光杯》八十年来最鲜活的那张侧影——每一天，都在约稿、等稿、编稿、发稿的循环里度过，迎来一批批新作者,又送走一寸寸旧时光。

从巴金的真话嘱托，到刘岚山在战乱中的坚忍守望；从王蒙十二岁那一年初见的目光，到李佳宬在直播间里说出“离文学很近很近”的那一瞬间——《夜光杯》的故事本质上没有改变：它始终是一盏灯，跨越年代与出身的沟壑，为那些愿意在文字中寻找光亮的人留着一席之地，八十年,刚好而已。

参考资料：

《读者·作者·编者 | 富晓春：刘岚山的新民缘》，新民晚报，2024
https://paper.xinmin.cn/html/xmwb/2024-05-27/9/185492.html